游褒禅山记王安石(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鉴赏)

褒禅山亦谓之华山。
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，而卒葬之；以故其后名之曰“褒禅”。
今所谓慧空禅院者，褒之庐冢也。
距其院东五里，所谓华山洞者，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。
距洞百余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灭，独其为文犹可识，曰“花山”。
今言“华”如“华实”之“华”者，盖音谬也。
其下平旷，有泉侧出，而记游者甚众，所谓前洞也。
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问其深，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，谓之后洞。
余与四人拥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。
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“不出，火且尽。
”遂与之俱出。
盖余所至，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，然视其左右，来而记之者已少。
盖其又深，则其至又加少矣。
方是时，余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也。
既其出，则或咎其欲出者，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。
于是余有叹焉。
古人之观于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，往往有得，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。
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
而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
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
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
然力足以至焉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；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此余之所得也。
余于仆碑，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，何可胜道也哉！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该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（1054）七月某日，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。
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，与一般游记不同，独具特色。
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，可分四段。
从篇首至“盖音谬也”。
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。
文章开头紧扣题目，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，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，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，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，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，所以叫做褒禅。
作者由远及近，以它为基点，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。
“距其院东五里，所谓华山洞者，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”。
说由于年代久远，字迹已经模糊不清。
其实，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“花山”二字。
之所以要突出“花山”二字，在于纠正今人把“花山”之“花”误读为“华”的错误。
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，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。
从“其下平旷，有泉侧出”至“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”。
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。
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，还不到十分之一，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，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。
如果再往深处走，到达的人就更少了。
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，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。
因而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“余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”，是可以继续前进的，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，随着走出洞来，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。
目的不达，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，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。
从“于是余有叹焉”至“此余之所得也”。
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。
天下的奇异雄伟、异乎寻常的景物，又常常在险远之处，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，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。
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？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。
一是“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”。
这里强调了一个“志”字。
只有胸怀大志，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。
二是有了大志，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，“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”。
这里又强调了一个“力”字。
这个“力”，是指气力。
如果气力不足，像“有怠而欲出者”那样，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。
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，而又不轻易地倦怠，“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”。
这里又强调了一个“物”字。
这里所说的“物”，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。
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，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，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。
总之，只有具备志、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，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。
从“余于仆碑”至“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”。
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。
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“花山”之“花”字，今人误读为“华”，从而联想到古籍，“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，何可胜道也哉！”从山名的以讹传讹，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，使作者触目伤怀，慨叹不已。
因而又进一步提出“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”。
对待传闻要“深思”而“慎取”这个提法，也很精辟。
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，鉴别其真伪，恢复其本来面目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。
从以上简略赏析里不难看出，本文虽以游记命题，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，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，并着重写了两点：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；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。
王安石的这种力图精进，永攀高峰的精神，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、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。
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，同他的变法革新，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，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。
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。
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，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，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，行文的组织安排上，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。
作者在记游中，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，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。
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。
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进士及第。
历任扬州签判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等职，政绩显著。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参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变法。
因守旧派反对，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罢相。
一年后，宋神宗再次起用，旋又罢相，退居江宁。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势，新法皆废，郁然病逝于钟山，追赠太傅。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获谥“文”，故世称王文公。
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，著书立说，被誉为“通儒”，创“荆公新学”，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。
在哲学上，他用“五行说”阐述宇宙生成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；其哲学命题“新故相除”，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在文学上，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。
其散文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论点鲜明，逻辑严密，本文就是代表作。
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；其诗“学杜得其瘦硬”，擅长于说理与修辞，晚年诗风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；其词写物咏怀吊古，意境空阔苍茫，形象淡远纯朴，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。
有《王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存世。
张锋编撰 戊戌春写于成都翠彧轩